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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書記提出浙江黨建工作的‘八八戰略’”——習近平在浙江(二十五)
        發布日期:2021年04月02日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   字號:[][][]

        據學習時報    采訪對象:胡堅,1956年生,浙江溫州人。20045月任浙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20085月任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20171月任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201910月退休。

        組:田玉玨

        采訪日期:20171110

        采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采訪組:胡堅同志,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您曾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請您談談他的黨建工作理念和戰略布局。

        胡堅:我是20045月從紹興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任上調來省委組織部擔任副部長的,分管基層黨建工作。那時習書記已經到浙江工作一年半多了。我切身感受到,習書記對黨建工作特別重視,他一到浙江工作就深入基層開展細致而全面的調查研究,并針對調研和實際工作中發現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提出系統的工作部署和切實的工作舉措。如在深入調研基礎上,習書記在省委十一屆七次全會上,圍繞貫徹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結合浙江實際,就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提出了“鞏固八個方面的基礎、增強八個方面的本領”的工作部署。具體說來:一是鞏固黨執政的思想基礎,加強理論武裝和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不斷增強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實踐的本領;二是鞏固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全面推進經濟強省建設,不斷增強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領;三是鞏固黨執政的政治基礎,全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不斷增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領;四是鞏固黨執政的文化基礎,全面推進文化大省建設,不斷增強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本領;五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全面推進“平安浙江”建設,不斷增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六是鞏固黨執政的體制基礎,健全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不斷增強地方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本領;七是鞏固黨執政的組織基礎,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和基層組織建設,不斷增強自身素質和團結帶領廣大群眾干事業的本領;八是鞏固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本領。這些工作部署,體現了一種高屋建瓴的遠見卓識,對全面推進黨的先進性建設作出了宏觀謀劃;體現了全面系統地加強黨的建設的理念與思路,全方位、寬視角地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體現了他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實際狀況的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

        大家都知道,習書記曾就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八八戰略”,這個“八八戰略”已經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總綱。習書記在這里提出的“鞏固八個方面的基礎,增強八個方面的本領”,我認為是黨的建設上的“八八戰略”。這個“八八戰略”,集中體現了習書記的黨建思想,體現了他對新形勢下黨面對各種挑戰怎樣加強黨的建設的深入思考,特別切合浙江的實際和浙江黨的建設發展要求,為當時浙江黨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成為當時浙江黨建工作的總體思路與工作布局。這個“八八戰略”同樣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今天仍然是浙江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十分重要的指導思想。

        采訪組:基層組織建設是黨建“八八戰略”很重要的一環。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當時是如何重視基層黨建特別是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

        胡堅:20041226日,習書記專程到瑞安看望基層干部,調研基層黨組織建設。在隨后召開的基層干部座談會上,習書記強調:“我們共產黨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重視基層的黨。當年,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起義在三灣進行改編時,首創‘支部建在連上’。從那時起,我們黨不僅確立了黨指揮槍的重要原則,也確立了基層組織建設的組織制度。”那次座談會,他強調了三句話:執政重在基層、工作傾斜基層、關愛傳給基層。他是帶著感情闡發這三句話的,讓大家深受鼓舞和感動。

        習書記當過大隊黨支部書記,也當過縣委書記,對基層干部的工作有深切的體會,因此他對基層干部格外關注、充滿感情,甚至可以說是高看一眼,多愛一分。他看望基層干部時,常說自己是“老基層”。有那么一段時間,有輿論抹黑基層干部,好像基層干部做什么都是錯的。習書記為基層干部撐腰打氣,強調基層干部離群眾最近,群眾看我們黨,首先看基層干部。廣大基層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在整個黨的事業中具有重要地位,發揮著誰也替代不了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了當時基層工作和基層干部面臨的三個困難。習書記說,由于我們的經濟還處于發展之中,體制還處于改革之中,社會還處于轉型之中,因而在基層基礎建設和基層干部隊伍建設上還存在許多矛盾、困難和問題,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權責不一,“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權力小而責任重;二是壓力較大,上有組織的壓力,下有群眾的壓力;三是條件艱苦,現在城鄉差距比較大,尤其是“三農”問題是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天下第一難事,而農村的基層干部工作、生活條件都不是很好。

        習書記講這些,對基層干部來說就是遇到“知音”了。他由此講到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基層干部說的,就是要求大家要承受得住壓力,在壓力之下奮發有為,勇于擔當,勤政為民;另一個是對各級黨委說的,就是要求組織上真正關心重視、真正支持幫助基層干部。他特別強調,關心基層干部,最關鍵的可能不是給基層多少錢、多少人,最關鍵的是支持基層干部化解矛盾、解決問題,幫助基層干部分擔責任、共渡難關。200410月,他在省委常委會上曾經說過:“有些問題,歷史上政策不明朗,現在回過頭來指責基層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要挑擔子;有些問題,基層同志認識上有差異,允許他們有個過程,我們也不應責怪他們。”20056月,在習書記倡導下,浙江省委制定出臺《關于認真落實“三真”要求,切實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意見》(“三真”是指對基層干部要做到真正重視、真情關懷、真心愛護),提出了切實加強對基層干部的培養鍛煉、加大對優秀基層干部的選拔力度等十條措施,每一條都言之有物,每一條都真正切實地解決問題。這個文件,在浙江基層干部中反響極為強烈,許多同志說是含著熱淚學習這個文件的,大大激發了浙江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20068月,習書記到臺州仙居縣白塔鎮調研,開完座談會的第二天,乘船近兩個小時來到大陳島調研。當時我也陪著一起去了。習書記專門了解基層干部的工作條件、生活保障等情況。當他聽說島上辦公條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條件仍然很艱苦,特意叮囑說:“要加快宿舍改造,今后如果碰到困難,盡管找我。”習書記這種對基層的重視和對基層干部的關愛,始終激勵著浙江的基層干部隊伍,努力做到“特別能奉獻、特別能拼搏、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服務”。在習書記任上,一大批優秀干部充實到基層,夯實了基層基礎;也有一大批干部從基層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極大激發了全省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關心基層基礎建設,一個重要的體現是建設村級黨組織活動場所。請您談談這件事。

        胡堅:浙江是改革開放先發地區,也是先富起來的地區,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連續第19年位列全國省區第一,但基層黨組織陣地建設卻是一塊短板。習書記敏銳關注到這一點,在一次調研結束后,他把我們召集在一起,有針對性地說:“公章別在褲腰帶,開會開在支書家,這怎么行?”他強調:“村級黨組織沒有固定活動場所,會嚴重影響基層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同時,針對當時即將結束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他說,通過先進性教育,一定要給基層留下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咱們就好好地解決黨組織活動場所這個問題。

        在習書記親自關心下,我們開展了村級黨組織活動場所的摸底式排查。結果令人震驚,全省竟然有8040個村黨組織存在“無處辦公”的問題,比例接近四分之一。于是,20056月省委出臺《關于認真解決集體經濟薄弱村村級組織辦公場所問題的意見》,提出力爭在2006年年底前使全省所有沒有辦公場所的村級組織基本上都有約100平方米的辦公場所。接著從省里拿出幾個億,各級一起共投入資金14.3億元,全省共新建了8000多個村基層組織活動場所,實現了全省3萬多個行政村村級黨組織活動場所的全覆蓋。到今天浙江還有很多基層干部經常說起這件事,說習書記幫助他們解決了一個困擾幾十年的難題。后來,這個經驗推廣到全國。

        采訪組:非公有制經濟活躍是浙江的特色和優勢,同時非公企業黨建也成為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重點和難點。習近平同志當時是怎樣抓非公企業黨建的?

        胡堅:浙江作為經濟發達地區,遇到的非公企業黨建問題比別的地方早,也更具有典型意義。浙江的非公經濟發展早,規模大,從業人員多,類型也比較復雜,對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巨大。20048月下旬,習書記在紹興調研考察,主持召開了寧波、溫州、紹興、舟山、臺州五市黨建工作座談會,主要談的就是基層黨組織建設問題。他強調:“只要是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領域,都要建立黨的組織。不能認為單位小就覺得沒有必要,更不能因為目前條件不具備就主動放棄。”他特別強調了非公企業黨組織建設,指出:“在非公有制企業,要進一步做好在符合條件的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的工作,重點把那些企業規模較大、影響也較大的非公有制企業的黨組織建立起來。非公有制企業中已經建立的黨組織,要按照黨章的規定開展工作,發揮作用。目前尚不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要通過在優秀員工中發展黨員、加強對企業主黨員的教育管理、做好工會工作以及向非公有制企業選派黨建工作指導員等辦法,推動這部分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此前,他在全省民營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高度重視民營企業的黨建工作,按照“班子精干高效、黨員形象突出、政治優勢明顯、促進發展有力、自身建設過硬”的要求,積極探索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有效途徑,不斷增強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滲透力、影響力和覆蓋面,更好地發揮其在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20042月,習書記在一系列走訪調研基礎上推出非公企業的“凝聚力工程”,強調要提升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凝聚力、吸引力、號召力、戰斗力。他指出,要以黨的思想來凝聚群眾,以發展的目標來凝聚群眾,以深入的群眾工作來凝聚群眾,以關心群眾的實際困難來凝聚群眾。實際工作中,習書記要求有條件的企業、浙江的商會都要建立黨組織,沒有條件的則與其他企業或者當地黨組織建立聯合支部,而且這些支部都要隸屬當地鄉鎮或者街道黨組織進行管理。針對民營企業黨組織領導力薄弱的問題,習書記提出可以從黨政機關選派年輕的優秀干部到民營企業中掛任黨委書記,以此加強對民營企業基層黨組織的領導。針對民營企業中黨員流動性大、流動黨員人數較多的情況,習書記明確提出,外出半年以上的流動黨員必須把黨組織關系帶在身邊,并要求當地黨組織定期上門走訪流動黨員,定期召開流動黨員工作會,有效防止“地下黨員”的產生,以此加強對流動黨員的管理。浙江在流動黨員管理上創造了許多很好的經驗與做法,如建立流動黨支部,在各地浙江商會建立黨組織,組建聯合黨支部,通過各種電教方式和通信方式加強對黨員的教育管理。浙江還創辦了全國第一份非公企業黨建雜志,刊登一些非公企業基層黨組織管理的先進經驗,并將這份雜志發放到非公企業當中去,以此指導非公企業做好基層黨組織建設工作,效果很好。由于習書記的高度重視和精心指導,浙江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順利開展起來。截至20076月底,浙江24080家從業人員在50名以上且年營業收入500萬元以上和從業人員在100名以上的規模企業,已建立黨組織的達23986家,占99.6%,基本實現規模以上非公企業黨組織全覆蓋的目標,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充分肯定。

        采訪組:我們知道,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干部隊伍建設,請您談談他在浙江期間的要求和做法。

        胡堅:我體會,習書記主政浙江期間,主要是從三個方面抓干部隊伍建設。

        一是建設好各級領導班子。2002年他就強調,要按照提高素質、優化結構、改進作風、增強團結的要求,狠抓各級領導班子的自身建設。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不斷完善黨委內部的議事和決策機制,保證黨委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他特別強調,領導班子的“一把手”要善于從政治上認識和判斷形勢、觀察和處理問題,善于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內在規律。要進一步增強總攬全局的能力,善于立足一域謀全局,把握形勢謀大事,以“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氣度和胸襟,“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始終把全局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全局利益為最高價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認識政治形勢、把握經濟走勢、了解文化態勢,用戰略思維去觀察當今時代、洞悉當代中國、謀劃當前浙江,切實把本地、本部門的工作放到國際國內大背景和全黨全國全省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不斷提高領導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

        習書記很看重班子團結,強調“團結是班子建設的重要問題。講團結是講政治、顧大局的表現。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出生產力、出凝聚力、出戰斗力,也出干部”。對于加強團結,他提出要堅持黨性原則,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一把手”負主要責任。在《之江新語》中,他發表過多篇直觀生動的講班子團結問題的短文。比如,他講懂團結是真聰明,會團結是真本領。在團結問題上,“一把手”更應帶好頭,起好表率作用。那些“孤家寡人”、包打天下的“超人”,是不能長久的。只有靠“眾人拾柴”和“三個臭皮匠”之力,靠大家幫襯,工作才能做好。比如,在書記和市(縣)長的關系上,書記要總攬而不包攬,學會“彈鋼琴”。市(縣)長要到位而不越位。要做到補臺而不拆臺,同舟共濟,齊心協力,共演一臺“二人轉”的好戲。習書記這里講的團結是辯證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一團和氣的。他反復強調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重要性,提出民主生活會要動真格,不能來虛的,要切實解決問題。

        二是要求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本世紀初,正是浙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之際,一些干部的政績觀出現了偏差,把經濟發展簡單理解為“唯GDP”,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針對這種情況,習書記旗幟鮮明地引導各級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他不止一次指出:“全體黨員干部要認識好‘潛績’與‘顯績’的關系。領導干部要多做埋頭苦干的實事,不求急功近利的‘顯績’,創造澤被后人的‘潛績’。”“要甘于做鋪墊之事,不要只想拿軍功章、立凱旋柱。”2004年初,浙江在縣以上黨政領導班子中全面開展“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正確的政績觀和牢固的群眾觀,創為民、務實、清廉好班子”教育實踐活動。習書記大力提倡領導干部深入基層蹲點調查,了解民意;要敢于擔當,求真務實,切實幫助基層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要嚴于律己,做干凈干事的干部。這項活動在浙江干部隊伍建設史上留下了很大影響,今天浙江干部的這種風清、氣正、勁足、實干的狀態與當年開展的教育實踐活動成效是分不開的。

        2004年省委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習書記進一步闡述了干部在政績觀上存在的“五重五輕”問題,即重始輕終、重短輕長、重顯輕隱、重易輕難、重局部輕全局。造成這種現象除了認識偏差外,還與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和考核工作不科學、不全面、不完善有關。具體表現在:對顯性的“政績”考核多,對隱性的“政績”考核少;定性評價的比較多,定量分析研究的卻很少;注重數據報表多,采納社會評價少;對班子集體考核多,對領導成員責任定位到個人的少;上級對下級表揚的多,提出批評和改進意見的少。習書記大力倡導建立科學的領導干部考核體系。他指出:“有的人甘為人梯,長期鋪墊,做打基礎的工作,收獲的時候他卻走了。有的‘十月懷胎’時他不在,‘一朝分娩’時他來了。所以對干部要有客觀的公認,這個關鍵在黨組織本身。”

        200810月,已經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書記回到浙江考察,得知我們在搞干部雙推雙考(即縣委書記通過參加考試競聘副廳長),對這種做法進行了批評。他說,縣委書記管著幾十萬、上百萬人,黨政軍民學,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樣樣都在抓,有沒有政績都在那里擺著,還需要通過考試來看誰干得好嗎?從這番話中既可以看出他評價干部的導向,也充分體現了他對基層干部的關心和厚愛,直到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都還記憶猶新。

        三是高度重視做好領導干部的選拔培養工作。對于干部選拔,習書記主政浙江期間特別關注兩個問題:一要正確處理德與才的關系。在把握德與才的關系時,特別要注重德,把德放在首位。同時,德與才也不是抽象的,由于工作戰線、事業領域的不同,德與才也都應結合實際加以具體化。二要正確對待民主測評。強調群眾公認當然很重要,如果大多數群眾反對,一般來說這個干部是有問題的。但講群眾公認絕不是單純以票取人,干工作的干部往往會丟點票,不能形成“唯票”的導向,不要引導領導干部當“滿票干部”,否則就會引導干部當“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搞拉票、賄選。

        習書記高度重視干部的實踐鍛煉。他多次指出,現在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被列為后備干部、成為培養的“苗子”后,組織上就很愿意為他設好“臺階”,鋪好“路子”,而恰恰忽略了把他放到艱苦的崗位上去磨煉;如果組織上真的把他放到艱苦的崗位上,他本人往往認為是對他的不信任。這其實是干部培養工作的一大誤區。他強調,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千里馬”要在大風大浪中經受考驗,后備干部不能放在“溫室”里去刻意培養。“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磨難歷練他,這樣才能“曾益其所不能”。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習書記指出,越是艱苦的環境,越能磨煉干部的品質,考驗干部的毅力。欠發達地區、工作復雜的地方、挑戰性強和困難較多的領域是培養干部的重要部位,也是選人用人應關注的地方。他主政浙江期間,一方面特別看重有基層經驗的干部,推崇年輕干部到基層鍛煉;另一方面將最強的干部配置到縣委書記、縣長這樣的重要崗位上。同時,給一些實績突出的縣委書記解決副廳待遇,鼓勵基層干部為一方百姓謀福祉、辦實事。

        在推進干部隊伍建設中,習書記很重視發掘一些先進經驗,在各個領域都樹立了相應的典型。給我印象最深的,要數溫州市永嘉縣后九夅村黨支部書記鄭九萬。鄭九萬書記平時帶領老百姓脫貧致富,在他生病以后,因為交通不便,山高路遠,幾十個村民就輪流抬著他走了幾十公里的山路,把他送到溫州市醫院治病,并且,幾十個農民等在病房外守著他,還湊錢給他看病,場面非常動人。溫州日報的記者報道了這件事情,習書記得知后,作出重要批示:“老百姓在干部心中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后來,習書記還不辭勞苦,輾轉幾百公里,專程到后九夅村鄭九萬的家里去看望他。因為我是永嘉人,所以那天陪著習書記去后九夅村,他還笑著說叫我給他當方言的“翻譯”。那天還下著雨,他替鄭九萬撐著雨傘走在山間小路上,那個場景至今讓我難以忘懷。在習書記的發掘和宣傳下,浙江在各行各業都涌現出大量的先進典型。像帶領農民致富的舟山市定海區新建社區黨支部書記余金紅,將作坊式小廠逐漸改造成一家現代化大型國有企業的傅國定,在帶領村民學習竹筍加工技術途中遭遇車禍去世的鄉鎮科技特派員邵志鵬……每年7月,浙江省委都要召開大會,表彰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為浙江營造了良好的向上向善的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

        采訪組:浙江黨建工作很有特色,有不少創新。習近平同志當時是如何看待黨建創新的?

        胡堅:習書記非常重視基層黨建工作中的創新探索。當時嘉興依托96345服務熱線成立了黨員志愿者服務站,開展了黨員志愿服務活動。習書記得知此事后很感興趣,專程趕到嘉興考察。他還推動在浙江全省1700多個鄉鎮設立鄉鎮科技特派員,在3萬多個村里設立了農村工作指導員。按照習書記的要求,我們從高校及科研機構中選派科技特派員到鄉鎮工作;從省市縣三級機關中選拔年輕干部,到基層去掛職12年,擔任農村工作指導員。這么做,一方面鍛煉了年輕干部,讓年輕的干部在基層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增長才干。另一方面利用年輕干部學歷高、眼界開闊的優勢,幫助當地農民發展。現在浙江農村工作指導員和科技特派員制度已經做了十五六年,成效非常顯著,為推進浙江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習書記大力推動下,浙江在改進干部考核評價體系上進行了探索。20068月,省委組織部正式出臺《市、縣(市、區)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實施辦法》。新的考核辦法的一項創新是“實績分析”考核項目,其中15個定量指標既包括地方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等人均經濟指標,也包括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保率、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率、環境質量等社會文化發展指標;既考察經濟增長的規模、幅度,也考察萬元GDP建設用地增量、萬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地方政府負債率等涉及發展的成本代價指標。(下轉6版)

        這是浙江領導干部考核評價體系的一個重大突破。我們由此不斷創新干部選拔任用方法,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能夠領導科學發展的干部選拔任用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

        干部能上不能下,是干部工作中一個長期困擾的問題。針對當時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現象,習書記見事早、抓得深、謀得遠,著力推進干部能上能下。他指出:“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是解決能下問題。下有不同的下法,有紀律懲處的下,有不勝任工作的下,還有正常的退出機制的下,不能‘華山只有一條道’。”他在不同場合強調,要以改革精神解決干部能下問題。2003年至2004年間,溫州148名機關工作人員因為辦事拖拉、吃拿卡要、對待群眾態度刁蠻等原因,受到行政告誡、降級、降職、撤職和辭退等處理,260多人被通報批評,震動了溫州全市,也震動了全省。習書記就此批示:“各有關部門與各市縣都應做全面探索。”

        采訪組:您作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一定有不少機會陪同習近平同志到基層調研。請您談談他當時是怎么深入基層開展調研工作的?

        胡堅:習書記的調研工作確實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調研地點大多在基層農村、企業和學校,有時調研點之間的距離很遠,坐車要坐很長時間,可他從來沒有疲憊之色。我作為分管基層黨建工作的組織部副部長,經常陪著他上午去一個地方調研,下午和晚上又去另外一個地方調研,很晚才能回到駐地。淳安下姜村是浙江當時有名的貧困村,也是習書記的基層聯系點,當時道路不通,交通很不方便,每次去都要坐船,經過很長時間的顛簸,才能到達那里。在下姜村,他走訪農戶,與村干部座談,鼓勵農民養蠶搞沼氣。他親自到蠶房看養蠶情況,到沼氣池看沼氣發生情況,手把手指導下姜村民尋找發展之路。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從大陳島回來,途中經過一江山島。解放一江山島是解放戰爭中打得很慘烈的一場戰斗,也是人民解放軍首次動用海陸空三軍進行立體化作戰才得以攻克的一個島。習書記說,這樣的革命紀念地,我們要去看看。但當時島上沒有停靠碼頭,地勢險惡,盡管如此,習書記還是登上島嶼開展調研。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當時浙江有90個縣市區,習書記到浙江任職的頭9個月時間里,就到66個縣市區基層開展了調研工作,獲取了第一手資料,并與地方和基層的干部交談,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給他們以極大的鼓勵與激勵。他用一年多的時間就把所有的縣市區跑遍了,真的很不容易。

        習書記的調研工作特別細致深入。調研前,他會詳細地詢問當地情況,一些基礎數據都要掌握到個位數。我當時分管基層組織工作,跟習書記外出調研前,都要把最新的黨員數、支部數等再記一遍,以備習書記隨時了解情況。在調研中,習書記從來不是走馬觀花地隨便看看,而是要親自上手操作。有一次,他去湖州市長興縣的一個電瓶車制造廠調研,原本以為去參觀一下,沒想到他直接走進車間,親自試駕了最新出產的電瓶車。還有一次,他到下姜村調研,了解當地農民辦沼氣的情況,就詳細詢問村民養了多少豬,每天往沼氣池里丟多少廢料,夠不夠維持沼氣等等。在村民屋里,習書記試著點燃沼氣燈,看好不好用;他不顧氣味難聞,親自打開沼氣池的蓋子,撈出沼氣池里的廢料進行觀察,并向大家介紹了他當年在梁家河時帶領村民辦沼氣的經驗。

        習書記的調研不僅深入細致,還很貼近群眾。他當過知青,自己也經歷了許多磨難,與基層群眾特別親密,很容易與大家打成一片。大陳島是臺州市椒江區的一座島嶼,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帶走了島上的全部居民,毀壞了島內設施,致使這座島成為荒島,后來在胡耀邦同志的號召下,一批青年開始上大陳島墾荒。記得習書記專程去大陳島調研的那天,海上風浪很大,同行的很多同志都被顛簸得吐了,即便如此,習書記還是堅持登島。他來到大陳島墾荒隊員的家中,與大家坐下來聊家常。后來我又去過大陳島,島上的老農民到現在都還清晰地記得習書記同他們拉家常時的場景。還有一次,習書記到衢州市開化縣紅星村調研,看到村民賦閑在家的比較多,就提出“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意見并得到貫徹實施。直到現在,開化的百姓都還記著習書記說的這句話。這不是一個兩個的特例,我們浙江很多基層群眾都曾經見過習書記深入基層調研的情景,很多村里面還掛著當年他調研時的照片,很多基層的同志回憶起習書記當年調研的場景都是如數家珍,甚至感動得熱淚盈眶。我覺得,習書記在調研過程中的這種細致入微的作風,這種貼近群眾的感情,這種不辭勞苦的精神,使他對中國實際情況有遠遠不同于一般人的了解和掌握,這也是他后來提出許多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底氣所在。

        在習書記的示范下,浙江黨員干部坐在辦公室的少了,訪貧問苦的多了;跑上級機關的少了,下基層為群眾辦實事的多了。僅2005年上半年,浙江黨員干部就實現了對全省3萬名困難黨員走訪慰問全覆蓋,給50.4萬名困難群眾送錢送物計3.1億元,并與12.11萬戶困難家庭結成幫扶對子,為群眾辦實事30余萬件。

        采訪組:現在您回想起在習近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歲月,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胡堅:習書記說自己在浙江當省委書記,對浙江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歷史傳承、當下省情都要全面地掌握。所以他在浙江工作時總是特別細膩,了解情況也總是特別深入。有一次,習書記在衢州市江山市調研,在返程的車上,有一位工作人員聊到,附近有一個清漾村,存有一座毛氏宗祠。習書記聽了,當即決定要到這個地方去看看。可是通往那個村還沒有大路,車子不好開進去。習書記說,走路也要去看看。后來我們就在他的帶領下,從附近的公路上下車,徒步走到清漾村進行調研。習書記看到毛氏宗祠已經成為危房,非常心痛,特批從省里撥經費,要求當地將毛氏宗祠修繕一新。現在的清漾村已經成為浙江省級文化村落,是當地非常著名的旅游景點。不僅如此,習書記對許多革命傳統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都很重視,比如修建了嘉興紅船革命紀念館,修繕保護平陽縣鳳臥鄉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革命遺址等,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習書記還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尤其是與群眾在一起的時候,毫無大領導的架子,既真誠又樸實。他在浙江干部和百姓心目中的威信極高,大家都是真心地服他、敬他、擁戴他。記得有一次他去村里面調研,村支書對他講:“習書記,我年紀大了,工作慢慢地要交給年輕人做了。”習書記就問他多大,村支書說53歲。習書記哈哈大笑,說:“你年紀哪里大了,我跟你年紀差不多,你還要繼續好好干!”

        在習書記主政浙江4年多的時間里,他總是保持著旺盛的精力,滿懷熱情地處理各種各樣的事情。我經常想,他這種工作的熱情和精力到底從哪里來?黨的十九大隆重召開的那一天,當我從電視里看到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主席臺上,慷慨激昂地作了三個半小時講話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其實他從很早的時候就已經以身許黨、以身許國、以身許民,他的精神境界早已超越常人。我們國家有這樣一位偉大領袖,真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更是每一位百姓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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